1947年除夕，徐悲鸿为挚友刘金涛作画，刚画完两只公鸡，突然停电了。一时间没办法完成，徐悲鸿便索性在画上写道：“为刘金涛君糊窗。”不料，后来齐白石看到这幅画，仅仅寥寥数笔，就成就了这幅不世之作《金鸡图》。

任伯年，近代中国画坛的显赫人物，被誉为“海派四杰”之一。他的艺术起步于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，展现了技术的全面性，无论是山水、花鸟还是人物画，都驾轻就熟。

他的画风独特，融合了多家之长，并借鉴了西方水彩的色彩技法，运用勾皴点染的手法，使得作品风格清新脱俗。任伯年的绘画生涯始终与写生密不可分，他坚持现场绘制自然与生活，这一点深受后世艺术家的推崇。

在徐悲鸿的童年时代，尽管未曾与任伯年有过直接的交流，他在家乡便有幸见过任伯年的原作。徐悲鸿出生的那一年，任伯年便辞世，使得徐对任伯年始终抱有一种遗憾的敬仰。

徐悲鸿贫困的家境使他无法收藏任伯年的画作，然而这份遗憾并未妨碍他日后对任伯年艺术的深刻认识和推广。

1927年徐悲鸿回国后，在朋友家中见到更多任伯年的画作，由此开始了对任氏画作的收藏和研究。

他不仅在讲座和文章中赞扬任伯年，更是将任氏的艺术成就与世界级的艺术家相提并论，认为任伯年的艺术地位堪比古代诗人李白，以其对中国画的影响和创新，认定他是元明以来无与伦比的画家。

徐悲鸿甚至根据任伯年后人提供的照片，创作了一幅任伯年的油画肖像，并尊称其为“画圣”。他对任伯年的推崇，不仅仅是因为任伯年贫苦出身而刻苦求学的个人品质，更因为任伯年在艺术上的全才，无论是山水、花鸟、楼阁还是人物肖像，他都能在工笔和写意之间自如切换。

此外，徐悲鸿与齐白石的友谊也是艺术界的一段佳话。1928年，徐悲鸿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首任院长，不仅面临教育改革的挑战，也在抵抗旧学术势力的侵蚀。在这一斗争的背景下，徐悲鸿与齐白石之间的友谊得以孕育。

徐悲鸿曾邀请齐白石加入北大教授团队，虽初遭拒绝，但最终齐白石被徐悲鸿的诚意打动，同意偶尔授课。徐南下前夕，齐白石送上《月下寻归图》并配以两首诗，表达对友情的珍视。

徐悲鸿南迁后，继续致力于推广齐白石的艺术。他不仅说服舒新城先生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，还亲自担任编辑。稿费的寄送让齐白石感到惊讶与感激。

傅抱石，我国近代杰出的画家，与齐白石齐名，被誉为“南北二石”。1930年，傅抱石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期，生活困苦。他的才华得到了徐悲鸿在庐山的偶然发现，徐悲鸿不仅对傅抱石的作品印象深刻，更对其自学成才的精神感到钦佩。

这次邂逅后，徐悲鸿决定亲自前往傅抱石的住处拜访，提出了出国留学的建议，希望傅抱石能扩展其艺术视野。然而，傅抱石当时的经济困境让这一建议显得遥不可及。

徐悲鸿未放弃，他找到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，并通过江西教育厅长蒋大川的引荐，向熊主席详细介绍了傅抱石的才华和困境。为了说服熊主席提供资助，徐悲鸿甚至不惜赠送自己的作品。最终，熊主席同意了徐悲鸿的请求，并赠予傅抱石一千元以资助其留学日本的梦想。

傅抱石的留学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风格和技巧，这一转变对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此外，徐悲鸿对其他艺术家的帮助同样不遗余力。

例如，吴作人在与左派人物关联被取消资格后，徐悲鸿不仅允许其在自己家中学习，还帮助他获得了出国的机会，并通过联系，为其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获得奖学金。

1946年至1948年间，徐悲鸿在艺术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支持刘金涛的裱画生意，发起义卖集资，并为裱画店题写牌匾。此外，应顾毓琇的请求，徐悲鸿促成齐白石在一周内完成了三幅画作及两枚方章的创作。

1947年除夕夜，徐悲鸿为刘金涛画下两只公鸡。尽管当晚停电，徐悲鸿仍然坚持完成签名，而刘金涛亦迅速盖章，期待再次来访完成画作。然而，徐悲鸿的早逝使得这幅作品成为了他们友情的遗物。刘金涛在徐悲鸿的灵堂前，悲痛欲绝，感念徐的恩情与支持。

参考资料：廖静文著. 《徐悲鸿传》 2016